四川郫都区发现最早乡级实物陶片_[#第一枪]

遗址局部航拍照。本文图片均来自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

四川郫县古城及周边处于成都平原腹心地带，从上世纪末就开始了考古发掘。

3月6日上午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，在郫都区古城镇指路村附近发现一处战国秦汉聚落遗址，这处距今2000多年的遗址中，不仅出土了古代“豪车”才配有的伞部配件“盖弓帽”，还发现了四川地区年代最早记录乡一级基层聚落的考古实物材料。指路村遗址考古现场负责人杨波称，该遗址堪称成都平原目前所见保存最好的战国秦汉时期聚落遗址，对认识成都平原向汉文化变迁的过程有十分重要的价值。

考古发掘

汉代基层聚落遗址距离郫县古城仅百米

郫都区距离成都市区西北约22公里，位于成都平原中心，岷江支流青白江、走马河、柏条河、徐堰河等河流纵贯全境。指路村遗址位于古城镇的指路村，距离宝墩文化时期的郫县古城北城墙约100米。

从上世纪末开始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便开始了发掘工作。多年考古工作发现，在郫县古城周围有汉代遗存。在之前的基础上，考古队在指路村秦汉遗址进行了调查试掘，发现其可能是一个汉代基层聚落，即指“乡”和“里”一级的单位。

郫县古城的范围大约是30万平方米，而指路村遗址则是它的10倍，面积达到300万平方米。杨波说，因为这里此前是一处农田，人类活动较少，翻耕比较浅，因此遗址保存的原貌较好。同时，这也是一处延续性强、规模较大的汉代基层聚落遗址，在四川地区比较罕见。

2017年6月15日至10月8日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联合在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。主要选择了两处堆积丰富、埋藏较浅、遗址较为核心的约700平方米区域开展工作。

距离郫县古城如此之近，古人为何没有直接在其基础上生产生活，反而放弃了它？杨波认为，这与当时的水患有很大关系。郫县古城靠近岷江水系，此前的考古工作中，发现其在先秦时期有多次洪水淤积现象，宝墩时期后，郫县古城遗址区域人类活动痕迹已经很少。因此，此次考古发现的汉代遗址在当时也被舍弃。

带有“×子乡”字样的陶片。

罕见文物

最早乡级实物“X子乡”陶片，佐证当地人或从封地而来？

杨波介绍，出土的器物中，一块双耳罐残片尤为重要。“这块陶片上刻有‘X子乡’的字样，比较确切地表明了指路村遗址的性质应该是乡一级的基层聚落。这在汉代考古中，是极为罕见的。”他说。

此前，在四川凉山州也曾发现过碑上刻有县乡级文字，但其年代在东汉时期。而此次发现的“X子乡”陶片，则是到目前为止，四川地区发现的西汉时期最早明确了乡镇一级单位的实物。而且带有乡名的陶文，极有可能是遗址在秦汉时期的名称，因此，这件文物尤为可贵。

杨波推测，“X子乡”的名字由来可能与当时生活在此地的人物爵位相关。“古人取名字时可不是随便的，而是有所指向、有所代表的。”他说，在战国到汉代时期流传着一种说法，“子”是一种爵位，那当时这里生活的人们会不会是从某些封地而来？

古代“豪车”才能配备的“盖弓帽”。

发现“豪车”才配有的盖弓帽，这里也许曾住着王侯贵族？

在对遗址的清理过程中，一条汉代道路吸引了考古专家们的注意。这条道路宽度4米左右，路面铺设的卵石虽然被破坏严重，但仍保存着一定的排列规律。道路两侧开挖了两条排水沟。“我们初步判断这是汉代基层聚落的主干道。”杨波说。

有趣的是，工作人员在这条路附近，发现了一个长约5厘米的盖弓帽。盖弓帽是什么？杨波解释，这是古代牛车或马车顶部，用于支撑伞架的车辆配件。它的发现意味着，这里曾经居住着有地位、有身份的人，只有他们的“豪车”才配拥有盖弓帽。

此外，不到1000平方米的地方，共发现了3口水井，都是陶质井圈。遗址出土的器物以陶器为主，有罐、瓮、盆、钵、釜、豆、甑、釜形鼎等。通过出土器物初步推测，杨波认为，这处汉代基层聚落年代跨度主要在战国晚期到东汉晚期，中间有过两次兴衰，从秦代到西汉初期以及东汉早期出土器物比较丰富。他认为，聚落变化可能与当时的移民情况有关。

据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，“惠王27年，仪与若城成都，周回十二里，高七丈；郫城周回七里，高六丈；临邛周回六里，高五丈。”古籍里提到过郫城、邛城、成都城三座城市，杨波推测，筑城需要大量劳动力，而劳动力的来源除了当地招收，另一个就是从外地引入。“有一种推测，这个聚落也有可能是当时用于安置这些外来人口的。”

专家推测

指路村汉代聚落形成，或与秦灭巴蜀后三次移民有关

观水有术，必观其澜。杨波说，指路村遗址的出土器物反映了巴蜀文化、土著文化向中原统一的汉文化的转型。

杨波说，遗址中不仅存在大量例如釜形鼎等巴蜀文化器物，也有不少带有中原文化色彩的器物，例如瓮、盆、甑、罐等。从房屋遗址看，发现了不少瓦当，这也是汉文化的一个佐证，当时的巴蜀地区并没有使用瓦当的习惯。而出土的瓮棺也是秦汉时期较为常见的形式，这种用盆和瓮搭配的方式具有典型的关中平原特征，在古蜀地区是不存在的。同时，这次发掘的房屋建筑方式差异明显，反映了汉代人居住方式的转变，也为四川地区汉代居址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。

杨波说，考古发掘的出土器物中，带有外来文化色彩的器物占有很大比重，这说明此地确实是一个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重要地区，而这些器物的主要来源地为秦。

公元前316年，秦灭巴蜀。统治者为了巩固江山，采取了一系列移民措施。杨波介绍，这些移民措施中，一是当地屯兵，屯兵就意味着有一批人要驻扎；二是移民支边，这又分为两类，一种是犯罪后被迁移的，例如吕不韦和嫪毐造反后，全家被迁徙至巴蜀地区。

另一种是汉代后鼓励支边形成的一股移民风潮，例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。到了汉武帝西南开发时，又有了一次大规模移民。这几次大规模移民都为巴蜀地区带来了不同的文化碰撞，这为研究巴蜀文化的发展、汉文化的兴起和扩张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材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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