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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命的120如何跑赢死神

发布时间:2020-07-13 14:58:05 阅读: 来源:打蛋器厂家

9月30日10点30分,北京急救中心调度指挥室——全市120救护车的调度指令均从这里发出——实时信息显示,当日呼入电话总数1643个,呼救数为654个。

15名接线人员紧张地忙碌着。“从采集病情、地址、姓名、年龄、既往病史、联系电话,然后再调度救护车、发单,所有这些工作至少要在2分钟之内完成,熟练工可以在1分钟做完。”有着12年工龄的肖双玉告诉记者。

如何提高急救呼叫满足率,一直备受关注。

医疗救护车被称为“移动的ICU”,救护车早一分钟到达,患者就多一分生的希望。近两年,为提高急救呼叫满足率、抢救成功率,各地通过条例的方式采取不少措施:医院拒接急救患者最高罚10万元,恶意拨打院前急救电话将被处以行政处罚……

与呼叫满足率可达95%以上的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,我国还存在不小差距。目前,急救医生短缺和资源被挤占、浪费已是制约院前急救事业发展的两大主因。

事关生死的“时间”

“心梗,中信银行尚都国际中心分行……”接到指令后,韩鹏达和他的同事迅速跃上救护车。途中与对方电话交流病情,指导救援。大约14分钟后赶到现场,对病人简单救治处理,然后送至附近的朝阳医院进行医治。

这是韩鹏达11年职业生涯中一次普通的出车任务。除这次外,9月29日这天下午,韩鹏达共出车3趟。第二趟是一位路人拨打120,“三里屯有一位‘老外’晕厥”。等赶到现场时,附近的人告知,“老外”已经恢复正常并离开。

第三次出车,途中又接到调度指令:“患者病情已经好转,选择退车。”

“每次面对的情况都不同。”韩鹏达说,为了争取时间,在出发途中就要根据调度提供的信息,对病情进行初步判断,然后形成治疗预案。最多时,他一天曾出车达13次。

谈及院前急救,用争分夺秒来形容再恰当不过。快节奏的工作使得韩鹏达和他的同事们都养成了“吃饭快”的习惯。因为,早一分钟,就多一分生的希望。

“对于突发呼吸心跳骤停的患者,4分钟内是抢救的‘钻石时间’,超过10分钟,抢救过来的几率几乎为零。”韩鹏达说。然而,就北京的交通状况而言,救护车很难在10分钟内赶到。

救护车抵达速度主要受距离影响。“在西雅图,2008年时救护车就能做到5分钟内赶到,急救半径在2至3公里。”北京急救中心知名资深急救专家贾大成谈道。据了解,2013年,香港立法要求,12分钟内的急救车到达率要超过98%。

与这些地方相比,北京依然还存在不小差距。

目前,北京急救中心共有165个急救站,每个站服务范围5至8公里,晚上扩至8~10公里。接受本刊采访时,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刘红梅透露说,“北京城六区平均到达时间为15至17分钟,郊区县要超过20分钟。”

被抢占的“生命线”

杭州、苏州曾引入美国的呼叫系统,通过软件、程序提示操作,多数地方还是真人来接听。“和软件相比,真人接听电话有着很大优势。”刘红梅说。

对于等待急救的病人而言,120无疑是一条“生命线”或“救命热线”。“接听电话看似简单,实际上并不容易。”肖双玉说。

经常会遇到一个情况是,电话接通之后却没人说话。“这里是120,如果您需要急救请再按一下按键,不需要请挂机。”接线员说。果然,一个按键的声音传来。“有些脑血管疾病虽然意志清醒但已失语,根据经验这种情况一定要派车。”刘红梅说。

在北方冬季,煤气中毒的情况比较多发。“要了车,电话却联系不上了,这种情况也必须派车,通过定位来寻找患者确切位置。”

虽然是“生命线”、“救命热线”,但这条“线”时常被挤占、骚扰。

在北京急救中心调度指挥室,每天呼入电话数在4000至6000之间,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电话为无效电话。“误拨、信息咨询、恶意骚扰等无效电话占比很大。”肖双玉谈道。

从全国来看,急救资源被浪费、挤占是普遍现象。今年上半年,杭州市急救中心公布了2014年数据——去年,杭州市120热线共接电话351932次,其中无效电话223948次;总出车数82600次,其中空车数达13948次。无效电话占了63.6%,空车率达16.9%。平均每天急救车“空跑”次数达38趟。

接受本刊采访时,有着多年急救医生经历的刘红梅谈及一些亲身经历的“荒唐事”。

“有人夜里打120说突发疾病,救护车赶到后才发现,是喝醉了打不到车回家。”“电话中说是心慌胸闷,实际是两口子打架把眼镜打丢了,让急救医生帮忙寻找。”

更甚者,有人曾打电话说:“我家宝贝6岁了,又拉又吐很严重,需要去医院夜里打不到车。”急救医生火速赶到后才发现,病者是一条狗,夜里去宠物医院打不到车。

“实际的急救需求远没那么多。”刘红梅认为,主要是很多非急救情况用了救护车,资源被挤占的情况比较严重。“仅凭电话,难以判断对方真假,骗车情况时有发生。”

“进京指标用不完”

以北京救护中心为例,120每日派出救护车少则800余次,饱和情况下超过1000次。肖双玉坦言,“无车可派需要排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。”

按照原卫生部规定,回车率(因没车可派而拒绝——记者注)应低于5%。谈及急救呼叫满足率的数据,刘红梅透露,北京现在基本都在90%,之前统计数据87%左右。

增加救护车数量,是提高满足率的主要措施。按照原卫生部规定,每10万人需配备一辆救护车。在北京,每三四万人就可以申请财政投入一辆救护车,

目前,北京救护中心共有500余辆救护车,值班车辆大概有150辆。此外,在故宫、天安门、国家信访中心等地附近平时配备了约10辆。“十一放假期间,仅天安门附近最多时配备10辆。”

然而,救护车的问题容易解决,难的是急救医生数量不足。“全国院前急救事业的瓶颈就是人才缺乏,”刘红梅说,连数量都不足,更何况质量。

急救医生多数都是年轻人。“院前急救不仅需要医疗技术,还要有抬担架的体力。由于劳动强度很大,很多人患有职业病,腰部损伤最为常见。”韩鹏达说。尽管不断提升薪资福利,增加培训、交流的机会,院前急救医生流失率还是很高。和他一起参加急救工作的人中约有三分之二选择了离开。

“职业风险也比较大,”曾做过9年急救医生的刘红梅谈道,工作环境可能是凶杀现场,也可能是歌厅酒吧;待急救者可能患有传染性疾病。此外,令急救医生们感到担忧的是,职业前景堪忧。离开院前急救转到医院工作难度很大,“未来的出路是个大问题。”

“招新人难,给解决北京户口都不行。”谈及缺人,刘红梅坦言,卫生主管、人力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对急救事业比较支持,虽然大家都向往北京户口,但北京急救中心的进京指标年年都用不完。

不同的管理模式,面临的人才问题也不尽相同。目前,国内院前急救管理模式共有四种:院前独立型、指挥型、依托型和依附型。其中,不少二三线城市采用院内、院前结合的模式,人才比较容易解决。

由于薪资较高,天津的院前急救人才则相对充足。“薪资待遇是北京的1.5倍。”

谈及长远发展,贾大成建议,“仅靠临时从外地招,都是一些应急的办法,先培训师资,然后再培养急救医生。”

立法期待

在美国、德国、法国等国家救护车上的主力是“急救员”,仅相当于中国的技工,属于蓝领阶层。而中国多数都配备职业医生,业务水平远高于国外的急救员。

然而一个数据令人感到诧异。有媒体报道,在美国,突发疾病的社会复苏成功率40%,而我国仅为2.8%。对此,贾大成分析,急救知识普及率、急救环境、反应时间、交通状况、城市管理水平等都影响这一数据。

关于急救立法,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比较期待。

一些措施被写入急救条例:如急救中心拒绝受理呼救服务最高罚10万;拒不避让或阻碍执行急救任务的救护车通行,将予以行政处罚,情节严重的最高可拘10日;恶意拨打院前急救电话将被处以行政处罚……

目前,《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(草案修改稿)》进入二审环节。在刘红梅看来,卫生行政等部门解决不了的问题,应通过立法来解决。

“立法要对政府、急救中心和普通公民的权责进行明晰。”刘红梅谈道,急救应该是“有呼必应,有车必派”。如果车辆低于一定数量时,应优先确保用于急救,这样的内容在立法中应明确。“大数据显示,急危重病所占比例仅为15%。”

此外,资源不能滥用,对恶意拨打120骚扰者要进行处罚。

从急救的角度看,刘红梅认为,很多时候现场的目击者第一时间的自救、互救比急救更重要。“急救绝不仅仅是急救中心的责任,这个内容在立法中应有所体现。”

2014年《杭州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》出台,其中有互救免责的相关规定:“鼓励经过培训取得合格证书、具备急救专业技能的公民对急、危、重伤病员按照操作规范实施紧急现场救护,其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,不承担法律责任。”

在贾大成看来,如果普通民众的急救知识、技能有所提高,具备开展互救的能力,那么急救成功率势必也会有很大提升。(记者 郑智维 王丽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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